本文主要參考《A Concise History of Bulgaria》(R. J. Crampton)一書寫成。
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早在公元前數萬年已有人定居於保加利亞一帶,該地曾先後被色雷斯人(Thracian,領土位於南保加利亞一帶)及羅馬人統治。公元三世紀末,羅馬分裂為東、西羅馬帝國,其後羅馬國勢漸漸衰落,此時斯拉夫人(Slav)及具突厥血統的保加利亞人遂漸佔領保加利亞一帶,並且在公元680年擺脫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的統治,自立門戶成為保加利亞第一帝國。它在立國初期發展迅速,趁著拜占庭處於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不斷擴張彊土,其勢力一度涵蓋馬其頓及羅馬利亞,面積比今天的保加利亞大一倍有多。
在中世紀年代,基督教普遍被視為文明的象徵,只有野蠻民族才拒絕接受基督教,故此在9世紀,當時在位的Boris I打算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並希望透過此舉來增強對國家的管治和改善與週邊國家的關係。有趣的是他在接受基督教前曾經拿羅馬教會(天主教)與拜占庭教會(東正教)「格價」一番︰他希望教宗能授予自己任免保加利亞教區主教的權力,不過這項要求均被兩個教會拒絕,灰頭土臉的Boris I最終選擇投入東正教陣營,這一決定影響深遠,令保加利亞無論在信仰、藝術、建築及其他文化方面都與西歐國家有所分別。
另一個更為深遠的影響便是引入西里爾字母系統。在公元九世紀,一對教士兄弟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在拜占庭城市Thessalonica(又稱Salonika,位於現今希臘境內)創下一套字母系統,他們的門徒在該基礎上再加以發展,成為西里爾字母的雛型。後來在沙皇的支持下,第一保加利亞帝國內的宗教著作陸續採用西里爾字母,而有關的書寫系統亦逐漸發成今天的保加利亞文。該套字母在日後傳至東歐及俄羅斯,最終成為不少斯拉夫民族、俄羅斯、蒙古國和中亞國家所採用的字母系統。沙皇的這一決定這使得保加利亞與希臘(使用希臘字母)及西歐國家(使用拉丁字母)等地分道揚鑣,在文字的阻隔下,保加利亞文發展成該國獨有的文化,這對於建構保加利亞人的民族認同有重要意義。
經過一段強盛時期後,保加利亞在公元十世紀開始漸走下坡,另一邊廂的拜占庭帝國也漸漸擺平其他勢力,並將注意力重投保加利亞上。此消彼長下保加利亞最終在1018年被拜占庭征服。不過該狀況維持了不足兩個世紀便告結束,拜占庭的高壓統治迫使保加利亞人多次揭桿起義,最終在1197年再次獨立,歷史上稱這為保加利亞第二帝國。不過該帝國比第一帝國更短命,維持了不足200年便又再被征服,而這一次保加利亞人面對的是長達近五百年的鄂圖曼帝國的管治。
為了管治這個幅員廣闊的帝國,鄂圖曼蘇旦實行了一種稱為Millet的管治制度,它將人民按宗教來加以分類,每一個宗教被劃為一個millet,內裏設有首長(多由宗教領袖出任),並由他負責行政事宜。作為一個伊斯蘭國家,回教自然在帝國境內享有最高地位,所以儘管各宗教能在自己的millet內保留自己的律法,但一旦不同法律系統出現衝突時,最終必定以伊斯蘭法律(sharia law)為依歸。另外異教徒在各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平等待遇(如需繳更重的稅、服兵役等)。不過相比起當時以基督教為主的歐洲國家,鄂圖曼絕對比它們包容開放得多──單是容許異教徒保留現有信仰及習俗已非歐洲國家所能比擬。此外,鄂圖曼也相對地較不干涉社區事務,中央政府官員主要負責稅務工作(甚至有也下放給地區人員負責的情況),但其他實際的行政事務多交由地方鄉紳處理。這些開放政策也是鄂圖曼帝國能掌權數百年的重要基石,而對於保加利亞來說,雖然當時境內有面對被殖民、人口減少、政治經濟被打壓等等問題,但是他們仍然能保留自己的教會、語言及習俗,這些都在他們日後的復國運動中提供重要的凝聚力量。
基於Millet制度,同樣相信東正教的保加利亞人與希臘人被歸為同一millet內,但是在管治上鄂圖曼多起用希臘人,這使保加利亞人經常處於弱勢位置,而在希臘人管理下保加利亞的宗教和文化也日趨希臘化。眼見本地文化被受衝擊,在18世紀一些保加利亞人(包括Paiisi Hilendarski, Yuri Venelin等)竭力推廣保加利亞的語言及文化,某程度這可以說是保加利亞人在鄂圖曼統治期間首次的民族覺醒運動。
鄂圖曼國勢在19世紀漸走下坡,同時政府與及掌管millet實權的希臘人也越來越貪腐,這些都助長了保加利亞人的反抗情緒,保加利亞境內陸續出現一些反抗活動,但均由於規模太小而被鄂圖曼弭平。及至1860年代,一些保加利亞領袖(Georgi Rakovski, Liuben Karavelov, Vasil Levski, Hristo Botev)推動保加利亞的獨立運動,其中最關鍵一役發生於1876年,多地的義勇軍領袖同時號召起義,但卻甚少人響應,起義自然以失敗告終。不過在其中一條村落,反抗軍獲得村民和應參與起義,但該枝起義軍慘被鄂圖曼軍隊屠殺,連帶村內的婦孺也被燒死,這宗慘案反而激起保加利亞全國人民的反抗情緒,而當屠殺事件被報紙報導後,一些歐洲國家也讉責鄂圖曼帝國(當然歐洲各國的施壓反映更多的是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計算而非人道理由)。結果在1877年,俄國發兵攻打鄂圖曼,最初遠征軍陷於苦戰,其後在保加利亞反抗軍的協助下,俄軍在1878年攻陷Sofia(該城在獨立後成為保加利亞首都並持續至今),最終俄國與鄂圖曼帝國簽訂和約(The Peace of San Stefano),多瑙河以南一帶土地被劃入新獨立的保加利亞境內,其國土遠比今天的面積還要廣闊。
簽訂和約後,才剛立國的保加利亞迅即惹來歐洲各國的反對,他們擔心保加利亞勢力太大,而且會偏向俄國,故不滿這安排,結果在一輪討價還價下,多國於柏林再次簽訂和約(Treaty of Berlin),條約要求將保加利亞劃分為二,原來南部的國土成為Eastern Rumelia,歸鄂圖曼管治,北面的才歸入保加利亞統治。此外西部及西南部的一些土地也被割走。結果根據這次和約,保加利亞的面積比San Stefano條約中的國土縮小60%。
立國初段,保加利亞儘管已設有憲法及國會等現代行政機關及制度,但仍然需要一位皇室成員來擔任國家領導人。在列強的同意下,新成立的國會找來德國王子Alexander of Battenberg擔任首位保加利亞皇室成員。剛獨立的保加利亞除了要解決種種國內事務外,對外方面政府以及人民都仍然希望能與Eastern Rumelia合併、回復昔日的保加利亞大版圖。在1885年,保加利亞成功煽動Eastern Rumelia內的人民起義,在兩地人民支持下成功與Eastern Rumelia合組成新的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合併一事引來鄰國希臘及塞爾維亞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保加利亞的土地大幅增加後應該以土地「補償」他們(這是那門子的理由… … ),結果塞爾維亞出兵保加利亞但以戰敗收場,這讓保加利亞保持統一的成果。
成功與Eastern Rumelia合併後,保加利亞的下一個目標便是馬其頓。歷史上馬其頓一度曾被保加利亞統治,故此保加利亞希望能好夢重現。在1912年仍受鄂圖曼管治的馬其頓發生內亂,保加利亞便藉口保護馬其頓故對鄂圖曼宣戰,同樣參戰的還有黑山和塞爾維亞,各國都希望向這個衰亡中的帝國搶下一些甜頭,結果鄂圖曼在戰爭中大敗,並失去它在歐洲的所有土地,勢力只得撤回亞洲,這次戰爭為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一直保持克制的羅馬利亞此時要求保加利亞割讓土地以「獎勵」它早前沒有出兵攻打保加利亞,結果保加利亞只能將南Dobrudja(多瑙河東南方、近黑海一帶的肥沃土地)轉讓給羅馬利亞。
正當硝煙尚未散去,為著搶分馬其頓這份大餅而結盟的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及希臘這時自然為分贓而大動干戎,這次保加利亞要獨力對抗塞爾維亞和希臘,正當戰事如火如荼之際,羅馬尼亞這時正欲趁火打劫,而新敗的鄂圖曼也力圖收復失地,搶回歐洲的陣地,受四面圍攻的保加利亞只能渴望停火,形勢比人弱的情況下保加利亞只能獻出大部份之前所得的土地來換取和平,保加利亞成為這場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的大輸家。
在一戰前夕,同盟國(Central Powers)及協約國(Allies Powers)兩派陣營多番拉攏保加利亞,故此當時的國王Ferdinand一直在盤算應該加入哪一方才可以獲取最大利益。百廢待興的保加利亞本應保持中立不要蹚這場渾水,但是Ferdinand被德國的貸款及土地所引誘,最終決定加入同盟國,令保加利亞在1915年捲入這場歐洲大戰。3年後同盟國戰敗,英法聯軍也在1918年攻入保加利亞,保加利亞無力抵抗下要求停火,結果保加利亞在這場戰役中賠了夫人又折兵,損失土地的同時還要背負鉅額罰款,不過有關罰款在1923年被大幅降低,然後在1932年被全數撤銷。戰敗後,在戰前力主加入同盟國的國王Ferdinand黯然退位,王位由兒子Boris III繼承。
在一戰與二戰期間,共產黨及農民派(Agrarian)一度活躍於保加利亞政壇並曾一度掌權,但後來在1923年的一場政變中被推翻。接下來的十年不同政派輪流執政,而且政治上也有越趨專制的情況。在1935年,國王Boris III聯合支持君主制的人士合力推翻當時的政府,他希望國家能回復昔日的民主立憲制度,但受制於軍方、舊勢力、納粹及左派等不同勢力的威脅,他一直未能實現這一目標。
隨著納粹在德國崛起,保加利亞也興起一股親德國的勢力,但是Boris III一直對納粹德國抱持審慎的態度。在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後,國王Boris III宣佈保持中立,其後納粹大軍席捲歐洲中部,法國陷落,德國便再將攻勢轉往希臘,這時德國要求Boris III准許德軍取道保加利亞南下,面對兵臨城下,國王Boris III最終只能不顧美國及同盟軍的遊說與反對,與德國結盟並容許德軍穿越保加利亞。南下的德軍攻佔南斯拉夫及希臘,作為同盟的保加利亞因此獲得了一戰前喪失的土地,當德國要求將這些新領土上的猶太人遺送至德國集中營時,國王Boris III並沒有加以阻止,結果造成過萬名猶太人被屠殺。儘管如此,國王Boris III一直都對納粹的大部分要求採取拖延甚或拒絕的態度,保加利亞在二戰中一直沒有派兵參與德軍的侵蘇行動,其軍隊也主要部署在巴爾幹半島一帶,而國王Boris III也拒絕了希特勒的要求將保加利亞原國境內的猶太人驅逐往德國,估計多達五萬名猶太人得以逃過德國集中營的死亡結局。出奇的是,固執火爆的希特勒竟然多次容忍國王Boris III的「婉拒」,但外界亦有揣測國王Boris III在1943年逝世有可能是遭到暗殺而非疾病,不過這個說法一直沒有實質証據支持。
隨著德軍在東線潰敗,戰爭形勢開始逆轉,一直對參與戰爭興趣缺缺的保加利亞這時極希望求和,但當保加利亞政府在1943年接觸美國時,得到的答覆是盟軍只接受無條件投降,這個苛刻的條件打消了保加利亞求和的意欲,也間接將保加利亞於二戰後趕進了蘇聯的懷抱。與此同時,大軍南下的蘇聯軍隊亦同時要求保加利亞放棄抵抗,在1944年9月大軍壓境下保加利亞只能無奈地宣佈切斷與德國的同盟關係,但蘇軍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佔保加利亞,自此保加利亞便陷入50年的共產歳月。
二戰結束後,蘇聯共產黨很迅速地掌管了警察、媒體及中央機關,善於剷除異己的他們亦很利落地翦除了前朝官員、軍中不可靠將官、異議分子和同屬左傾的農民派,在1948年,蘇聯共產黨正式更名為保加利亞共產黨,其後掌管實權的Vulko Chervenkov決定全國體制將彷效蘇聯的國有化及集體化制度,同時在全國各地派駐共產黨員和秘密警察,務求全面監視人民的一舉一動,又肅清異己,確保政權不受任何勢力挑戰。
1953年史太林逝世,失去靠山的Chervenkov不久便失勢下台,保加利亞的領導層曾出現一番權力鬥爭,最後由Todor Zhivkov獲勝,他在1954年上台,並在其後二十多年執握保加利亞統治大權。相對於動盪及人心惶惶的50年代,保加利亞的經濟在60年代開始有著緩慢的發展,而且和東歐其他各國(如波蘭、匈牙利等)不同的是,保加利亞缺少獨立的民間組織(如教會),加上50年代的大清洗和秘密警察的監視都在在打擊了保加利亞的民間反政府力量,人民選擇以沈默來面對共產政權,所以儘管1956年匈牙利曾爆發反蘇聯的革命浪潮,但這邊廂保加利亞的共產黨政權仍然穩如泰山。
踏入80年代,企劃經濟制度所帶來的問題日趨明顯︰生產效率低、產品質量差、管理不善、缺乏創新等,保加利亞的經濟也漸走下坡,雖然政府有著力推出新方案企圖解決問題,但在不改變共產制度的情況下,這些措施只能治標不治本。政府的聲望江河日下,有見及此Zhivkov打出民族牌,選擇了境內佔少數的土耳其裔居民為目標。在80年代中期,他要求取消所有帶有土耳其色彩的街道名稱(這些名稱多來自鄂圖曼年代)、又要求土耳其人改取斯拉夫姓名,而境內各大採用土耳其語的媒體都陸續被查禁,而一些看似和土耳其有關、實則來自伊斯蘭教的風俗也被禁止,這些措施都大大激起境內土耳其人的不滿。
另一方面,蘇維埃集團的老大哥蘇聯在80年代正泥足深陷於阿富汗戰爭,國內經濟也大幅下滑,人民益發對這個貪污的政權感到不滿。面這經濟發展停頓、軍事行動受挫,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一些較開明共產黨人主張引入Perestroika (改革)及Glasnost (開放、透明),以期改革共產黨並贏得民眾的信任。在這個風潮下,保加利亞人在媒體看到老大哥的改革情況後,原已不滿的情緒繼續升溫,民間開始透過不同的活動直接或間接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1989年,一直被受壓迫的土耳其人發動絕食抗議,他們的行動並引起保加利亞部份地區內的土耳其人發動叛亂,態度強硬的Zhivkov則表示若果土耳其人不滿意,可以離開保加利亞。沒想到土耳其人沒被這個恫嚇嚇倒,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逾300 000土耳其人逃到土耳其尋求庇護。面對大量湧入的人口土耳其政府只好關閉邊境,國際間讉責Zhivkov的做法不人道,而已被內政搞得焦頭爛額的老大哥蘇聯既沒暇、亦沒能耐替Zhivkov收拾殘局,而國內的共產黨人也批評Zhivkov的魯莽行為,內外受壓的Zhivkov最後只有在1989年11月退位,他的退場亦標誌著保加利亞共產時代的終結。
和其他歐洲共產國家比較,保加利亞共產黨的倒台主要並非由民眾推翻,更大程度是權力核心出現內鬥下,最終將政權推倒。不過共產黨倒台後,原已存在於民間的一些公民團體便成立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 (UDF),並希望起草新的民主憲法和建立新的管治制度。第一屆議會選舉在1991年舉行,UDF成為最大黨並成功組閣執掌政權。在90年代初,貧窮的保加利亞面對著資金短缺、機構貪腐、生產制度落伍、缺乏財產權等等問題,經濟一直停擺不前。而為了擺脫共產黨的氣息,保加利亞意圖急速轉換為市場經濟,結果它和其他共產國家一樣經濟反倒出現萎縮,貨幣迅速貶值。加上保加利亞渴望加入歐盟和北約,它對歐洲共同體(歐盟前身)及北約的要求千依百順,例如儘管伊拉克、利比亞與南斯拉夫都是保加利亞的重要貿易伙伴,但是它仍然遵從聯合國對該三國所頒令的制裁決議,這使本已羸弱的保加利亞經濟雪上加霜。可以說共產黨倒台後的十年保加利亞都一直陷於經濟停滯、政治動盪的局面。
直到1997年,新上台的Ivan Kostov接手這場爛攤子。他成功地將保加利亞貨幣列弗(Lev)和德國馬克掛鈎(其後則換成和歐元掛鈎),從而穩定貨幣。他繼續推行私有化計劃,並且努力推行其他歐盟要求的政策,以換取早日加入歐盟的可能。國防方面,保加利亞體會到自己唯一的靠山是歐盟及北約,所以在外交與軍事上也以加入該兩個組織為目標。
2001年,曾在二戰末期擔任國王的Simen Coburggotski(他就是上文提及懷疑被暗殺的國王Boris III的接任人,不過他登基時年紀尚幼在當時實際上無甚影響力)帶領National Movement Simeon II(NMSS)參與大選,結果成為最大黨並掌握政權,他亦成為第一個前國王能夠在共黨倒台後回到祖國出任國家領導人。在他領導下,保加利亞漸漸走出低迷的經濟,它最終在2007年加入歐盟。亦在2004年加入北約,自此無論是軍事、外交、經濟等方面都與歐洲緊密相連。儘管如此,保加利亞的經濟水平仍然距離歐洲好一段距離,而國內的貪污與犯罪行動仍然猖獗,這些都是保加利亞脫離共產黨統治後有待解決的問題。
[感謝背包客棧MiyiM指正文章內容]
看罷保加利亞一千多年的歷史,讓我最深刻的是儘管它曾被鄂圖曼帝國統治近500年,但這仍然無損保加利亞人的身份認同,並讓它在19世紀末成功獨立。這一方面故然和鄂圖曼採取相對開放包容的millet管治制度有關,這讓領土內不同宗教、民族的人口一定程度上保有自己的文化和習俗;另一方面,保加利亞早於公元九世紀便建立自己的文字,又信奉東正教,這兩大元素深刻地塑造了保加利亞人的文化特質及身份認同,這讓保加利亞人能夠在二十一世紀中以獨立民族自居。但隨著保加利亞近年加入歐盟,國內不少年輕人憧憬到其他國家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故此保加利亞出現人才流失及人口老化的問題(2015年保加利亞人口是負增長),而人民的流動或多或少會沖淡人民的身份認同──至少對人口只得7百多萬的保加利亞而言,影響較為明顯。或許這個歐洲小國不再面對大國的軍事侵吞,但是持續進行的文化融合及人口流失問題將會成為保加利亞將要面對的國家生存問題。
2020年10月更新︰自2020年7月起,保加利亞人民持續發起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以表達他們對經濟狀況低迷、貪污腐敗問題盤根錯節、政府應對肺炎疫情遲緩乏力等問題的不滿。台灣媒體《轉角國際》針對保加利亞近場政局刊登了一篇專題報導,讓人看到這個小國的迷人風光背後、有著腐朽不穩的政治制度與環境。